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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一起婚姻家事新闻上了热搜。据媒体报道，山东莘县男子刘某与女子李某于2019年结婚。李某指控刘某婚前隐瞒（重大）传染性疾病，婚后有出轨迹象、存在嫖娼等行为，对家庭不管不顾，所作所为导致夫妻感情破裂，两人已经分居两年，请求判决离婚，并要求刘某每月向女儿支付抚养费至成年为止，平均分割夫妻共同财产。

多家媒体以“男子婚前染病婚后嫖娼，法院不准离婚”为标题做了报道，并用了“法院不准离婚”这样颇为吸睛的话题，在舆论场上吹皱一池春水。网友轻而易举地上了标题的当，引发了所谓“声讨渣男”“每天一个恐婚妙招”的舆论狂欢。

然而，细审这起事件，从基本事实出发可知，一些媒体报道是在模糊焦点，将一起本来稀松平常的离婚案件操作成了“流量密码”。通读判决书并整理这起离婚案件的时间线，可知此事的真相绝非这些媒体报道呈现的那样简单。

刘某与李某2018年自由恋爱相识，2019年4月1日登记结婚，婚后育有一女，并购买了一套价值60余万元的房产，这是判决书中双方都认可的事实。

女方指控，因为“闪婚”的缘故，感情基础较差，婚后经常争吵，男方“在外打工对家庭不管不问”。婚后生女之后的2020年10月18日，女方在与男方家属的聊天中得知男方婚前患有传染性疾病。2020年12月底，女方与男方去医院检查后得知，男方体内确有乙肝病毒并已发展为肝硬化。女方还指控，在此期间男方手机中有与异性的暧昧聊天记录，以及KTV与足疗店等“出轨痕迹”。

女方在诉状中指控男方“对家庭及亲人极端不负责任，隐瞒传染性疾病”，且双方从2021到2023年已两年未曾见面，一直处于分居状态，婚姻关系名存实亡，要求法院判决离婚。

而男方则不同意离婚，如果离婚的话也不同意女方主张的方案，男方要求获得女儿的抚养权并自行承担抚养费，并要求女方共同偿还婚姻存续期间的八万多元债务。对女方列举的那几项指控，男方也不认可“事先隐瞒携带乙肝病毒”“出轨嫖娼”“感情破裂分居”等说法。

整理案件时间线可知，一些媒体报道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失真：首先，所谓男方有（重大）传染病其实是指“体内确有乙肝病毒”，是否婚前有隐瞒法院并没有确认；其次，“嫖娼”也只是女方的单方说法，男方对此同样不予认可；再次，女方指控“分居两年”，但男方本就在外打工极少回家，并非感情不和刻意分居。

总之，部分媒体报道较多地选用了女方未经证实的说法与未予采信的证据，并在标题与内文里做了诱导，把法院并未采信的女方证据认定为事实并加以报道，几乎将这起离婚案件塑造成了“渣男负心，女子控诉，法官不近情理，阻止离婚”的样貌，这无疑是令人遗憾的。其实，完全可以从本案的基本事实出发，探讨法官这么判的成因。

判决书用了“被告不予认可，也不同意离婚，原告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原被告夫妻感情已彻底破裂”的表述，这是明面上的不判离的理由。

事实上，本案并没有偏离婚姻家事案件的一般规律。

离婚与结婚不同。结婚需要两个人的合意，但若是一方觉得过不下去了就可以提出离婚。如果双方“和平分手”的话，大多会直接协议离婚领证走人。而如果双方一定要闹到法院、以起诉的方式离婚的话，多半是因为在财产分割与抚养权归属上出现了重大分歧，不得不让法院来主持公道。

判决书也显示，双方争讼的焦点仍然放在了财产分割、抚养权归属与抚养费上：女方要求平分财产、拿到抚养权、男方每月支付女儿3000元抚养费；男方则不同意离婚，认为女方要求离婚“系受家人影响”，双方也没有夫妻共同财产。如果一定要离婚的话希望拿到女儿的抚养权，并共同偿还债务。

通常而言，如果女方有强烈诉求的话，法院大概率会将三岁儿童的抚养权判给女方，在财产分割上也会采取利于女方的基本原则。总体而言，法官在判决时往往会采行“照顾未成年子女、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”，女方争取抚养权，也将更有利于争取分到更多的夫妻共同财产。

不过，类似法条与司法实践的初衷，在当今社会已经有变味的迹象。离婚案中最弱势的本应是未成年子女，儿童权益才应是头等考量。如果女方要求抚养权只是为了方便争夺更多财产，那么司法实践就有从“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”变质为“最有利于女方”的可能，这么一来的结果也不一定就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成长。

本案中法官之所以在一审判决中“劝和不劝分”，更可能是因为 “双方在财产分割与抚养权上分歧太大”，不愿采信男女任何一方的说法，在判决书里写了大段从子女权益出发的“劝和”话语，运用自由裁量权作出了“不予离婚”的判决。

总之，本案的基本事实远没有报道显示的那么简单粗暴，也不是一个简单的“女方控诉渣男”的故事。一些媒体在报道中有失新闻伦理，刻意选择并夸大一些“流量密码”，而不是平衡客观报道，从而让后续舆论迅速失焦，这绝非公共舆论之福，也不利于维护婚姻家庭价值观。

王兢

责编 陈斌